谁能告诉我汉朝的服装特点，文化？

　　大汉天朝的服装样式及特点

　　春秋时期各国衣冠服饰面目不一的状况，在秦汉时期有了改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国后，为巩固统一，相继建立了各项制度，包括衣冠服制。秦始皇常服通天冠，废周代六冕之制，只着“玄衣纁裳”，百官戴高山冠、法冠和武冠，穿袍服，佩绶。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尚不及详尽完备，只在服装旗帜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应该是水德，色尚黑，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之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

　　而完整的服饰制度则在汉朝得到了确立。汉取代秦朝（公元前206年)之后，对秦朝的各项制度多所承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初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地主阶级统治地位业已巩固，追求奢靡生活的欲望日益强烈；加上与邻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交流的增强(如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队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及国内各民族间来往的加多，汉代的服饰也更为丰富多彩起来。到了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揉合秦制与三代古制，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冕冠、衣裳、鞋履、佩绶等各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从此汉代服制得到了确立。

　　在汉代初年，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旧有服制，即用“袀玄，长冠”。汉书《王莽传》中记载“时莽绀袀服，紫玺绶”。意思是说，王莽时着黑色衣服必配紫色丝织装印的装饰物。当时的长冠是指汉高祖采用楚制之冠，名为刘氏冠或长冠，后汉书《舆服志》中说‘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定为祭祀大典上通用的冠服。一般官员还要穿禅衣，又名“祗服”。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之中，服饰实行“深衣制”。其特点是蝉冠、朱衣、方心、田领、玉照、朱履。所服总称“禅衣”。禅衣是单层的外衣，汉书《汇充传》中说“充衣纱觳禅衣”。朝服用黑色，做为祭服，限用红色镶边。从形式上官民服用无差别，但从原料和颜色上，却可明显显示等级的不同。以衣襟分类，可以划分两种：一为曲裾禅衣，即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一为直裾禅衣，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此种禅衣又称“襜褕”。这种服式由于既长且宽男子服用较为普遍。汉文帝当政时，比较俭朴，自穿“弋绨(黑色丝织衣)革履”。百官在朝会时均着黑色禅衣。

　　一般朝服的服色均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色朝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朱色；季夏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皇后的祭祀服，上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皇后蚕服，上衣用青色，下裳用缥色(浅黄色)。

　　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的形式，当时男女服用极为普遍。禅衣内有中衣、深衣，其形无大区别，只是袖形有变化，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区别在于内穿和外用。

　　汉代的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到东汉，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而汉代妇女的礼服，以深衣为主。只是这时的深衣已与战国流行的款式有所不同。显著的特点是，衣襟绕转层数加多，衣服的下摆增大。

　　总体来看，汉代着衣有以下一些特点：着外衣时，由于领大且弯曲，有人称这种交垂的领型为“古者文领”；着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着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袖宽为一尺二寸；衫无袖；着裘毛朝外；腰带极为考究等。我们从一些出土文物中，常见到汉代陶俑，有女奴仆，也有男扫地夫和牧羊人。以长衣覆地不露足为多，服装宽大，袖子端立或双手摊开或作握物姿势，也有的微露双足。女人一般在头后挽髻，形象端庄持重，敦厚朴实。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织绣技术相当高明，华美的纺织物成为西域诸国的最爱。刺绣在汉代是民间妇女普遍掌握的手工艺术，在服饰文化中不仅是装饰美化的手段，更是妇女们表达爱心和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在生活用品如香囊、手套，甚至靴底、袜子上都能够发现。

　　衣长130厘米，通袖长236厘米，袖宽41厘米，袖口宽30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57厘米，领缘宽29厘米，摆缘宽38厘米。它的衣式形制有交领、右衽、胡袖、直裾，袖与下摆均镶大幅的宽缘。此件衣服有一大特点，就是有一个宽大的续衽，即衣襟（古代称“衽”）自腋下镶于下裾部位，直通与下摆平齐，好象是右衽的继续，故名“续衽”。这种续衽宽边直裾式深衣是西汉长沙地区流行的款式，但保持着以前的直裾形式，这在当时是为了与刚才介绍的“曲裾”形式相适应。它可以将宽大的衣襟覆包于身后，再用腰带束紧，在冬天能起到取暖的效果。

　　此件深衣的面料是透明的纱（一种有着方孔的轻薄平纹丝织品），其经纬丝的纤度为10.2旦，丝经非常纤细。由于它的经纬密度较接近，所以纱的质地较为密致。

　　这件衣服的色染工艺也非常杰出。衣料以绛红色为底色。这种绛红色是由茜草素经媒染后染成的，时至今日，这种红色仍艳丽无比。在绛红色的纱地上进行印花并加以彩绘，古人称为印花敷彩工艺。其所印刷的花纹为藤本植物的变形纹饰，是用朱红、粉白、银灰、金、棕灰、黑色等颜料，经过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工艺，制作了花、叶、蓓蕾和花苞，最后用粉白色勾绘云水纹和点，花地分明，华丽多姿。

　　该衣穿着时，里衽掩入左侧腋下，外衽折到右侧身旁，底摆呈喇叭状。双手平放，大的袖胡呈弧形下垂，衣纹显示出当今蝙蝠袖的外观。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汉朝文化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除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

战国以来，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松散的分封制走向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政治发展的大势；而对天下一统、风俗齐同的太平盛世的向往和追求，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主流。两者都是影响汉朝政策之制定从而推动汉代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从作用方向看，这两种动力并不矛盾。但秦汉之际，由于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关中和关东、西方和东方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和对立。相对而言，关中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优势，关东地区则在文化上占有优势。这一客观形势决定了政治的统一只能是关中统一关东，西方兼并东方，而文化的统一必然是关东统一关中，东方压倒西方。

关中的政治、军事优势在战国后期特别是秦的统一战争中已清晰地表现出来，在汉朝重建帝业的过程中再次得到证明。关东的文化优势则在秦朝灭亡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又迟至武帝以后才被最高统治者认可，从而在朝廷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汉朝能够战胜西楚再建帝业，关键在它得以承秦。汉朝能够避开亡秦覆辙，使其帝业巩固下来，固然与汉初七十年之东西异制、清静无为的政策有关，但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武帝以后的尊儒更化，是由此而发生的帝国文化重心向东方的转移。

秦朝灭亡后，法家受到批判，但儒家学说并未立即取而代之成为汉朝的正统学说。这不仅是因为汉初统治者不好儒术，也是因为西汉再建帝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作为陈胜、吴广发起的那场反秦战争的产物，汉朝的建立固然意味着对秦朝的否定。但汉朝是承秦而立的，在制度和政策上又大量继承了秦朝的传统。于是在汉初政治中，“反秦”与“承秦”形成一对矛盾，其中“承秦”又占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汉初统治者在秦朝的老路上一步步向前迈进。虽小心谨慎，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历史再次证明秦朝的道路走不通。于是，儒家学者为摆脱汉初政治之困境而设计的改革方案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儒家自孔子死后便分为若干家，其中尤以孟子、荀子影响最大。汉代只有孔子被神化，称为“圣人”，孟子和荀子尚为等而下之的“仁人”。因此，汉代儒家学者都奉孔子为先师，而无人以孟子或荀子后学自诩。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对汉儒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汉初儒家学者中也隐约存在着对立的两派。而自从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政治学说之后，汉儒内部两派的斗争便集中表现为《春秋》三传之争。他们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政治主张。自武帝以后，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汉武尊儒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繁荣，使儒生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从而获得参与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在尊儒的旗帜下采纳了《公羊》家“《春秋》决狱”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纳入承秦而来的汉家律令，使帝国法律初步儒家化了。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础上，又对吏治进行了改良。西汉中期之儒术，虽然只是用来缘饰法律，虽然只是法治的辅助手段，但它毕竟介入了“汉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与“霸道”相杂，从而使东西方的文化对立和冲突得到进一步缓解，使关中和关东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宣告结束。然而西汉中期，帝国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开边拓土成为第一位的事业，支持对外战争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异治”说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承秦而来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更适合战争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际才得以扭转。在那之后，朝廷政策的重心终于转到内政上来.

宣帝时，《公羊》家受到排抑，而《谷梁》之学大盛。受其影响，自元帝以后出现了一场托古改制运动。元帝改制一度轰轰烈烈，但由于宦官、外戚势力的干扰和儒家今文经学固有的弱点，改制过程困难重重，无法深入。成、哀时期，王莽的出现和以《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经学的兴起，为改制运动走出困境创造了条件。及至王莽当权，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将刘歆的《左氏》义理奉为正统学说，又模仿周公制礼作乐，改制运动进入了高潮。在帝国版图之内实现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是秦汉王朝所肩负的最为艰巨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秦朝因操之过急而灭亡，西汉因迟迟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而被赶下历史舞台。王莽企图通过制礼作乐为这一过程画上圆满的句号，结果也遭到惨败，与秦朝殊途同归。

东汉是西汉的继续，继承了西汉二百余年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着“汉德”复兴，而在东汉人看来，“汉德”就是“尧德”，亦即《公羊》家所阐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阳，是西汉后期出现的政治重心东移趋势的结果，使汉朝终于跳出了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为《公羊》家重新拨乱反正、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它吸收了西汉的经验教训，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受其影响，东汉统治者一度效法宣帝，兴起严猛苛刻之风，但这不是东汉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儒学士大夫集团对《春秋》三家之学，对儒家的两种政治主张，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使《公羊》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在《公羊》学的影响下，东汉的政策重心始终在内而不在外。对外坚持“务广德”，反对“务广地”，没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内虽在章帝时一度恢复盐铁、均输等制，但很快又废除了。坚持《公羊》家的太平标准、反对制礼作乐的呼声占有压倒优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风也更加普及，强调“以义正我”的“以德化民”之术日益成为儒学士大夫的自觉行动。这一切都使得东汉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汉制度的同时，又表现出与西汉明显不同的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个一环接一环逐步深入的过程，其中每一环都有一个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和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从东周到东汉，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拨乱反正”之“道”。先秦诸子的学术争鸣是理论准备阶段。法、道、儒等家的政治学说是其主要成果。秦汉是政治实践阶段。经过实践的检验，在法、道、儒三家中，儒家是最后的胜利者，而在儒家内部两派中，《公羊》家又是最后的胜利者。东汉以后，拨乱反正之“道”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公羊》家“以德化民”的思路和主张确立了主导地位，从而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形成厚厚的一层积淀，为其后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总之，汉朝在步秦后尘再建帝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在千差万别的民间乡俗、区域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上实现文化整合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确立了进行这一整合的基本模式和机制。此后，政治上的分裂和统一又反复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整合运动始终没有停止。汉代《公羊》家的“以德化民”说虽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却始终在冥冥中支配着这一运动的基本方向。

关于汉朝古代服装的颜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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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可以告诉我各个朝代汉服的样式特征,每个部分的名称,怎样做以及怎样穿?最好有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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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服饰有什么文化内涵

汉朝的冠服制度，大都承袭自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有正式完备的规定。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汉朝服饰的文化内涵，希望你喜欢。汉朝服饰的文化内涵 中国又称“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就与汉服有关。《尚书正义》注：“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