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传统服饰对元朝贵族服饰设计有什么影响

以蒙古袍为代表的蒙古族传统服饰
宽大严实，封闭性强，是蒙古袍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领子高，不仅可以抵挡严寒，保护脖颈，而且能够预防风吹沙灌；大襟长，且带里襟，扣子错开顶钉，撩起来不影响干活，放下来暖肚防寒；袖长裉肥，骑马不冻手，套马胳臂可以任意挥动；下摆修长宽松，骑马既不冻膝盖，又能防止蚊虫叮咬。在特殊情况下，如轻装行进不带行李时，蒙古袍还是一件能铺能盖的多功能生活起居用具，“袖子是枕头，里襟是褥子，大襟是被子”“前襟是簸箕，后襟是斗篷，怀里是口袋，马蹄袖是手套”。
最初的蒙古袍是就地取材，用动物皮毛制成的。蒙古人称之为“答忽”，意为“皮袍”、“袄子”。据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出使蒙古记》记载，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常穿的皮袍（袄），有薄厚和毛朝里朝外之分。毛朝外的皮袍厚一些，常套在外面以抵御冬天的风雪严寒；毛朝里的皮袍由于相对薄些，也柔软些，一般常在帐幕等室内穿。那时候蒙古袍的制作样式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差不多，即袖子窄，腰身紧，在右边扣扣子（右衽）。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为联络王罕与他一起兴兵为父 ，曾送给王罕一件名贵的黑貂鼠皮做的皮袍当见面礼。王罕收到袍子后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大意是：别的且不说，就为这黑貂鼠皮袍我也得出兵帮你打败敌人，因为它不仅能保护我的腰（“肾之底”）免受风寒，而且能让我的心胸（“腔之膈”）常葆温暖。由此可见，蒙古人爱用动物特别是用珍奇动物的皮毛制作袍服，既不是因为其可以就地取材，也不是因为其珍贵罕见，主要在于它们具有特殊的保暖防寒养生作用。其实，当时大多数蒙古人的“答忽”系羊皮制成，用貂鼠、银鼠、银狐等珍贵兽皮制作的蒙古袍，只有少数贵族才能经常穿戴。随着蒙古人走向世界、入主中原，蒙古人制作袍服的材料日益繁多，所以南宋官员彭大雅、徐霆在其编著的《黑鞑事略》中记载曰：“旧以毡、毳、革，新以紵、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尽管大量使用丝织品、棉制品制衣，但从御寒的需要出发，皮毛制服装依然继续使用并流行。
关于蒙古袍样式设计的由来，布里亚特有一则传说，一对蒙古老人为如花似玉的女儿出嫁做新衣没有现成的样子犯愁时，老太太突然灵机一动，伸出自己的手掌说：“样子就在这里。”她先照着自己右手的大拇指，画了衣服的左边（穿者的右边）的袖子，左手的大拇指，画了衣服的右边的袖子，拇指的第二关节部分相当于袖子的宽处，第一关节部分相当于袖子的窄处；接着她又用手掌生命纹和感情纹中间宽大的部分，做了腰身，一个蒙古袍的雏形就这样设计出来了。虽然是一个传说，却形象地说明了蒙古服装简洁实用、色彩绚丽等制作样式和特点的形成，是人与自然浑成一体的必然所得。
就像天气随着时序的不同而冷暖各异那样，蒙古袍的款式也视男女老幼胖瘦而有所不同。如：男袍宽而长，女袍细而短；身体高的人，常穿肥一些的袍子，身体矮的人，袍子反而要瘦一些。此外，蒙古人着装讲究配合，即“身若着袍，足必踏靴，腰必束带”。这种搭配并非只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更主要是为了养生。因为足处在人体的最下端，血液回流不畅，容易发生冻伤，所以需要一双防寒、结实的高筒靴和蒙古袍搭配增加保暖的系数。更何况穿靴子骑马还能防止腿和镫皮的摩擦，上马蹬镫快捷、阻力小等特点。而束腰带不仅可以将一个蒙古袍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空间，通过隔绝空气的流动，增强其保暖作用；还可以保证骑马时腰肋骨的稳定垂直，具有减轻疲劳，预防胃下垂发生等作用。此外，蒙古人腰带上还可以悬挂刀、火镰、烟盒等日常必需品。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特别是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虽然一度制定了受汉文化影响明显的宫廷和官吏的统一着装服饰，但却依旧保持了本民族传统的服饰风格。欧阳玄《渔家傲南词》中的“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虽然描绘的是大都城过春节时拜年人群不同的装束，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蒙古人与汉人不同着装的历史事实。
严峻而豪迈的草原生活不仅成就了蒙古族传统服饰防寒保暖、简练明快、结实耐用等特点；而且促使蒙古人在崇尚白色的同时，不局一格地追求衣着色彩的绚丽鲜艳，从而使蒙古族传统服饰既具象征意义又不乏实用价值。
在蒙古人的眼里，白不仅代表着纯洁、美好、神圣，还代表着健康和长寿。大雪是白的，没有冬天的白雪就没有春天的青草；乳汁和奶制品是白的，羊毛、羊绒是白的，离开了它们就没有了蒙古人的衣装食物。关于蒙古人自古以来服饰颜色崇尚白色，中外人士多有记述。一位名叫张德辉的南宋官员，曾亲眼目睹了贵由汗时代蒙古帝国君臣上下全着白色衣裘，欢庆春节的场景：“比岁除日，辄迁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晏（宴）所部于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大年节，也是蒙古族的主要节日之一，由于蒙古族崇尚白色，春节时穿着白色的衣物庆贺节日，所以，蒙古语中春节也称为“白节”。
张德辉见到的蒙古官员节庆时所穿的统一着装，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元朝“质孙服”。“质孙”是蒙语颜色的音译，又写作“只孙”、“济逊”等，亦称“诈马”（波斯语音译，意为衣服、外衣）。所谓“质孙服”，其实就是一色的衣服。蒙古人所穿的“质孙服”除了一色白外，还有一色红、一色黄、一色蓝等。如果一个节庆延续几天，参加庆典或饮宴的蒙古官员所穿的质孙服就会一天换一种颜色。蒙古袍制作在颜色上与质孙服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全都集多种绚丽鲜艳的色彩于一体。甚至将本属女装绣花镶边的专利，在制作蒙古袍时也匀给了男人。
蒙古族传统服饰色彩绚丽鲜艳，既是和大草原万紫千红的一种协调，也是对游牧生活单一空旷的一种补充，更是对马背游牧、征战容易发生意外的一种预防。因为绚丽鲜艳的服装色彩，不仅容易将人和猎物分开，避免和减少误伤的发生，而且还可以在牧人或战士一旦负伤或失踪时方便搜寻和救护。
蒙古族传统服装设计第一人
除了袍服外，蒙古人穿的服装还有“搀察”（蒙语的音译，是上衣的统称）、“比甲”等。据《出使蒙古记》一书记载，蒙元帝国时期的蒙古族妇女身着的蒙古袍外面常系有两块天蓝色的绸带，一块系在腰间，另一块束在胸前。前者是变相的腰带，后者是乳罩之先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蒙古人在着装时，是很注意调摄养护身体的健康的。因此，有利于保健养生最晚从元朝开始就已经成为蒙古人服装设计时优先的考虑。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早在元代蒙古人就有了自己闻名世界的服装设计大师。这个服装设计大师的名字叫察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
察必设计的蒙古族传统服装估计不会很少，但留在史籍记载中的只有两件。一件是带檐的帽子，另一件是类似现在坎肩与斗篷相结合的“比甲”。
据《元史》、《出使蒙古记》、《黑鞑事略》、《草木子》等史籍记载，蒙元时期的蒙古人“官民皆戴帽”，男子“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出土的实物，以及故宫南薰殿所藏的历代帝后像，人们对当时人的穿戴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时候蒙古男子常戴的帽子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帽，帽顶为半球形，下有宽檐，很像现在士兵的钢盔顶部。方形帽又名“瓦棱帽”，帽身用四个上小下大的梯形毡片缝合而成，然后加一个方形的帽顶。据《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记载，这些帽子的帽檐都是经察必改革设计后才成为定制的，“胡帽旧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即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给帽子增加了一个前檐，不仅射箭、视物不受阳光刺眼的干扰，而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安全和健康。
关于察必发明“比甲”的经过《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记载的亦很简单，只说察必发明这种比甲是为了方便弓马骑射，该设计“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这种无领无袖，前不开襟，后身比前胸宽长都大一倍，并配有两条腰带的新式服装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保存至今，浓缩于现在牧区蒙古妇女常穿的乌吉（坎肩）的制作设计之中。
在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所藏的历代帝后像中，有一幅察必皇后头戴罟罟冠的画像。罟罟译自蒙古语，有不同的写法，如顾姑、罟姑等。意思都是指已婚妇女所戴的冠帽。察必皇后画像上所戴的罟罟冠，下部是一个圆形的帽箍，上面是一个筒状的高顶，顶部变大，形成一个倒锥体。帽子用红、黑两色织锦包在外面，顶上缀满珍珠。耸起的高冠上镶嵌有珠宝做的花饰。左右两侧，还挂有大粒珍珠编串的饰串。其实，罟罟冠的流行历史比元朝的建立要早得多。197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西南的王梁古墓中发掘出几个完整的罟罟冠原物。这些罟罟冠用桦树皮围成，呈长筒状，外面包有花绸，缀以各种珠子。有的顶端还插有蓝孔雀羽毛。考虑到蒙古人的帽子不仅为了防寒、防风，而且还代表着身份与地位，所以察必皇后戴的那种华贵的缀满了珠宝的“超豪华型”罟罟冠，很可能是后来察必皇后个人的创造。据《元史》记载，身为“ ”的察必，虽然设计了许多引导时装新潮流的精美服装，但她本人却衣着朴素，不仅经常在后宫织布，还将宣政院丢弃的羊皮拣来缝制地毯。
虽然元朝时候人们还不可能提出“专利权”的概念，但元成宗铁穆耳在一位工匠为他做了一顶黑细花斜皮帽子后，于大德元年（1297年）特别下了一道圣旨：“今后这皮帽样子休做与人者，与人呵，你死也。如今街下休做者，做的人，戴的人交扎撒里人去者。”这顶黑细花斜皮帽成了铁穆耳的专利，私做者、仿制者和敢于穿戴者一律交司法机关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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