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进行服装改革的动机是什么？汉代直裾和曲裾袍有何不同？

赵武灵王倡胡服骑射面对天下大乱，各国无暇干涉赵国内政的天赐良机，赵武灵王向全国发布实行胡服骑射的法令。同时，大举进攻中山国。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胡服骑射之前，赵武灵王已经在赵国的北部搞过试点。全面游牧化的赵国骑兵，取胡人机动性强的优势，弃其纪律性差的缺点，在与北方胡人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胡服骑射的起因在于赵国和中山国的宿怨，赵武灵王和中山国打仗，由于在鄗城（邢台柏乡）几乎战败，所以为了雪耻而开始胡服骑射，用赵武灵王自己的话说就:“我们赵国，东有齐王国和中山王国，北有燕王国和东胡部落，西有楼烦部落和秦王国及韩王国的边界。我们的边防部队，仍使用传统武器，缺乏现代化装备，一旦敌人发动攻击，如何防御得住？从前，中山王国仗恃后台老板齐王国撑腰，侵略我们土地，捕捉我们人民，决河水灌鄗城（邢台市柏乡县北），如果没有上帝保佑，鄗城（邢台柏乡）可能失守，先祖们认为是最大的羞辱。我之所以改变服装，更新战备，只不过为了准备四境应变，报中山王国之仇。叔父大人却坚决维持固有传统，忘了鄗城(邢台）丢丑，大出我的意料。”赵成（赵武灵王叔叔）听了这番话后，不再阻止改革，悚然接受。第二天，赵成穿胡服上朝。于是，赵雍下令全国人民抛弃长袍宽袖，改着胡服；淘汰战车，改习骑马射箭。 赵国在军事上使用骑兵、采用适应骑射的胡服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但那时只是战士们一种自发的行为。这不是某个人的创造，而是根据军事斗争的实际需要，很自然地采用了更容易获胜的斗争手段而已。可以说，游牧民族在与中原接触后不久，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骑兵，只是在数量、质量、战术使用上都很原始，起不了左右战争胜负的主要作用。骑兵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兵种，进而成为一个主要兵种，经过很长的时间。胡人的游牧生活和军事训练一体化，在与中原农耕文明国家的作战中，由于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性都很强，经常能够取胜。赵国与秦国、燕国这些与游牧民族国家接壤的国家，在几次败给胡人后，便采取与胡人同样的作战方式，招募胡人骑兵充当教官，或者直接充当士兵，为中原国家服务。但这种雇佣骑兵很不可靠，而且很难指挥，华夏族的将领很少有骑术精湛、懂胡语、深通胡人文化的，崇尚英雄主义的胡人不愿服从他们不敬佩的将领。赵武灵王通过把赵国将士直接培养成骑兵与招募胡人骑兵相结合的办法，想要建立一支能被国君牢牢控制的国家骑兵。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除了为适应同周边国家的军事竞争外，胡服骑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以代郡和邯郸为代表的两种文化、两种政治势力造成的南北分裂局面。 赵国是一个游牧文明重于农耕文明的国家。赵国是华夏系统中与北方戎狄各族交流最全面、最深刻的国家，公室与戎狄的通婚程度也远远高于秦国和燕国。秦国和燕国公室的通婚对象主要指向中原各王国。赵国的文化如同他们国君的血统里有大量的戎狄之血一样，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混合体，赵国的戎狄化比秦国更严重。赵武灵王即位后，重用出身于楼烦的楼缓和出身于匈奴的仇液，再加上父亲的托孤重臣肥义，赵国的戎狄外族之臣成了赵武灵王最重要的一批助手。赵国虽然也采用此前一直施用的大臣异地就任制，即有戎狄背景的大臣到农耕文明的中心邯郸，华夏族大臣则到游牧文明重镇代郡为官，以期达到加强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国君控制两派大臣的目的。但这种办法显然功效不大，代郡与邯郸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成为了赵国政变的两个牢固据点。而且，代郡的势力不断渗入到游牧文明的另一个重镇太原郡，邯郸则控制了地近中原的上党郡，赵国的南北分裂局势在扩大。赵国的两种文化、两大政治势力处于不断的争斗状态，而且越离越远，这需要赵武灵王铁腕整合，明确各自的地位，将其整合为一个依赖重于排斥的整体。
赵国的内政与其他中原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中原国家的内政矛盾主要体现在宗室贵族与多为地主、自耕农出身的军功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赵国的内政矛盾则体现为华夏族大臣与有戎狄背景的外族大臣之间的矛盾。两派之间的矛盾往往都是由于华夏族的大臣蔑视、排挤戎狄族大臣而引起的。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曾发生多起争立国君的政变，其频繁程度为当时各国之最。在争立国君的两派中往往一派由有戎狄背景的大臣支持、以代郡为根据地，一派由华夏族大臣支持、以邯郸为根据地。邯郸与代郡分居赵国的南北，分别是赵国进军中原的基地和制约戎狄的据点。邯郸与代郡之间隔着中山国，邯郸要与代郡交往就得绕很大的圈子，需要经过太行山西侧的上党郡和太原郡才能进入本来处于邯郸北面的代郡，很不方便。邯郸与代郡的联系远不如与它们临近的中原和戎狄之间的交流紧密。两个重镇本来在民族和文化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交通的不便利更加大了这种差别。邯郸对代郡的控制本来就一直很不力，而代郡出于同戎狄国家军事斗争的需要又有便宜行事的巨大自治权力，邯郸与代郡实际上是赵国执行南北不同攻略的两个国都。赵国有很多贵族就是在控制了代郡后，有了向赵国中央政府挑战的实力。赵国国君喜欢用没有复杂背景、出身于戎狄的大臣，他们能力出众而易于控制，远较能力平平却野心不小的宗室成员为强。
赵国与林胡、楼烦、东胡、义渠、空同、中山等游牧民族国家接壤，国民中有大量的胡人和胡人后裔，胡人文化在赵国也是根深蒂固的。由于赵国的游牧文明占上风，赵武灵王适应客观情况，大力提倡胡化是符合实际的。
为了提高国民对在全国实行胡服骑射政策的信心，赵武灵王用他有限的骑兵在对中山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声势上为胡服骑射的好处做了现实、有力的宣传。
赵武灵王率领他的人数不多但却十分精锐的骑兵向北进攻中山国，在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大败中山国主力部队，从南至北横穿中山国，到达赵国的代郡，如入无人之境，大大地鼓舞了赵国国民的信心。赵武灵王又到达赵国与楼烦边境的重镇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南），继而穿过楼烦和林胡的势力范围，向西折向黄河。赵武灵王渡过黄河，登上了黄河西侧、林胡人长期活动的黄华地带。此行中，赵武灵王与游牧民族骑兵发生多次战斗，无一败绩。
在先声夺人后，赵武灵王开始找两边的代表人物征求意见。有戎狄背景的肥义、楼缓、仇液等人当然同意，而且从赵国的国情、地形、人文等现实情况出发，有力地论述了施行胡服骑射对国家结束分裂、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促成国家深刻统一的好处。以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和赵文、赵造、赵俊等人为代表的赵国宗室贵族不愿丢掉手中的权力，以胡服骑射必将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各项国家政策随之改变、变动太大容易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定为由，阻止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耐心地说服了宗室贵族集团的首领公子成，向他表明了自己改革的决心和对以胡服骑射为标志的全面改革的整体构想。公子成被说服了。由于公子成对胡服骑射的接受，赵国的宗室贵族也就都跟着同意了。
于是，赵武灵王正式颁布法令，赵国全境实行胡服骑射，以能任官，明确了游牧文化的主导地位，结果大批出身低贱和有戎狄背景的人得到重用。赵武灵王主动打破华夏贵、戎狄卑传统观念的勇气在中原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赵武灵王把自己训练的精锐骑兵作为军官教导团，开始培训骑兵军官。原来的步兵和步兵将领要想转为骑兵，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同时，赵武灵王还招募大量的胡人，充实到骑兵队伍中。由于赵武灵王控制了骑兵的军官，这支新组建的骑兵军不同于以往的骑兵雇佣军，被赵武灵王牢牢地控制着指挥权。赵武灵王借组建骑兵、选拔骑兵的机会，对赵国的步兵系统也进行了一次从上到下的大整顿，亲自选拔步兵将领。赵武灵王选拔军事将领严格遵循能力原则。这样，国民中许多有能力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而大批的赵国宗室贵族遭到了裁撤。赵武灵王通过对军队系统的调整、改建，更稳固地控制了赵国的军权。骑兵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对将领和战士的选拔与训练都很严格。培养和装备一个骑兵的费用相当于十个步兵，而国家给骑兵的待遇则是贵族的水平。骑兵是当时的特种兵和军官团，是赵国的军事特权阶层。胡服骑射后，赵国的军事将领主要是从骑兵中产生，至少要有在骑兵部队服役过的经历。由于骑兵的特高待遇和非常好的军官前途，赵国的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家里能够出一个骑兵，最好是一个骑兵将领。于是，赵人养马蔚然成风。骑兵的装备比步兵要复杂得多。一个骑兵必须要有两匹马，用特制的骑兵弓，配备不同用途的箭，要有长刀和短刀，夜里御寒的皮蓬和可供长途奔袭的口粮和水。骑兵的服务人员也很多，有负责养马的，负责收集牧草的，给马看病的，直接为骑兵服务的奴婢。骑兵的武器装备不同于步兵，主要由胡人工匠负责生产。骑兵用具中有大量的皮革制品，对牛羊的需求很大。与游牧生活相关的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骑兵本身就是一种胡人文化，赵武灵王在全国推广胡服骑射后，本来在赵国就占有主要地位的胡人文化由于正式得到了国家的肯定、扶持，胡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胡人歌舞、胡人医药、胡人服饰、胡人语言在赵国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
赵国士兵的形象与中原各国的士兵形象差别较大，与楼烦、林胡这些胡人倒很相似。赵武灵王本人也能操胡语，惯住帐篷，喜欢水草生活。骑兵的流动性很强，兵籍管理和给养保障比步兵要复杂得多，必须要新建立一个政府服务部门专门为之服务。赵国国内的马匹也都建立了马籍，以便于国家对全国骑战潜能的掌握和调用。赵武灵王命人对全国的户籍和牛、马等大型牲口进行了普查，建立了可靠的管理体系。大力推广军功贵族制度的赵武灵王借助这次普查与统计，将宗室贵族和地主隐瞒的人口都查了出来，扩大了国家掌握的税源和劳动力资源，赵国原有的宗室贵族荫亲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赵武灵王推广的军功制度成为赵国军民求富贵的主要途径。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对赵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更趋近于游牧经济。对游牧经济、骑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营通过选拔，进入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胡人文化的升扬，稳固了其在赵国的主导地位。胡人吃苦耐劳、重义尚武的精神在赵武灵王的宣扬下对赵国国民的心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胡服骑射真正触动的是赵国宗室贵族这些少数派的利益。

直裾
华夏衣冠体系中深衣制的一种，上下连裳。深衣按衣襟绕襟与否分为直裾、曲裾。裾：衣服的大襟。直裾深衣不绕襟，衣裾在身侧或侧后方。汉代以后，由于内衣的改进，盛行于先秦及西汉前期的绕襟曲裾已属多余，本着经济胜过美观的历史发展原则，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成了深衣的主要模式。 汉代直裾女服 穿直裾袍服的妇女及汉代直裾女服展示图。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原因是古代裤子皆无裤裆，仅有两条裤腿套到膝部，用带子系于腰间。这种无裆的裤子穿在里面，如果不用外衣掩住，裤子就会外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恭不敬的事情。所以外要穿着曲裾深衣。以后，随着服饰的日益完备，裤子的形式也得到改进，出现有裆的裤子。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曲裾袍
华夏衣冠体系中深衣的一种。深衣根据衣裾绕襟与否可分为直裾和曲裾。曲裾深衣后片衣襟接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经过背后再绕至前襟，然后腰部缚以大带，可遮住三角衽片的末梢。这一状况可能就是古籍资料提到的“续衽钩边”。“衽”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应该是形容绕襟的样式。 曲裾出现，与汉族衣冠最初没有连裆的罩裤有关，下摆有了这样几重保护就符合理并合礼得多，因此，曲裾深衣在未发明袴的先秦至汉代较为流行。开始男女均可穿着。男子曲裾的下摆比较宽大，以便于行走；而女子的则稍显紧窄，从出土的战国、汉代壁画和俑人来看，很多女子曲裾下摆都呈现出“喇叭花”的样式。慢慢地，男子曲裾越来越少，曲裾作为女子衣装保留的时间相对长一些。直到东汉末至魏晋，女子深衣式微，襦裙始兴，曲裾深衣自然也几乎销声匿迹。后来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大行其道的女服则是襦裙。 但今天看来，曲裾深衣有着别样的风韵，是汉服中最能体现女子婀娜优雅的装束——不论是下摆宽敞的曲裾，还是楚风浓郁的汉代鱼尾式“三绕膝”。 图：汉代女子曲裾示意图 汉代妇女的曲裾深衣 汉代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形象资料中有很多反映。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本图为穿三重深衣的妇女（陕西西安红庆村出土加彩陶俑）。 本图为梳分髾髻、穿深衣的妇女（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镀金长信宫灯铜人）。长信宫为刘胜母窦太后所住，此灯有“阳信家”铭文六处，因为阳信侯家所有，后归长信宫。宫女头发中分，垂脑后作髻，发尖垂梢，半臂襦，内衬领和袖镶有宽边的大袖袍。 汉代妇女的曲裾深衣 汉代妇女的绕襟深衣（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这张帛画中的妇女在脑后挽髻，鬓间插有首饰，老妇发上还明显地插有珠玉步摇。每人所穿的服装，尽管质地、颜色不一，但基本样式相同，都是宽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老妇穿的服装，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在衣服的领、袖及襟边都钉有相同质料制成的衣边，与同墓出土的服装实物基本一致。

当时中原诸国的服饰普遍复杂，而百姓通常不习军事。因而军队战斗力普遍偏弱，赵国也一样。为了因对诸侯列国，特别是秦国的威胁，赵武灵王决定开展一项革新运动：胡服骑射！经过一系列强军改革后，赵军终于成为唯一一支可与秦国抗衡的力量

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是想提高生活的方便程度和部队作战的效率。胡服这种装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四肢行动的方便程度，在战场上摒除了累赘，出于这种思考，赵武灵王率先在宫中更服，从而延伸至平民。

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每个君王都想统一中国（虽然那时还不叫中国），必须加强自己军队战斗力，当时赵国在北方，靠近北边的少数民族，所以赵国还是以骑兵为主，由于古人穿大袍，没有裤裆，不易骑马，赵武灵王在与北方民族战争发现的，开始有所改变，后来证明战斗力大大加强。可以赵武灵王的后院失火，没有看到中国的统一！

为了是军队战斗力强

运动装

好像是为了百姓生活吧，曲裾袍似乎是女孩子穿的那种裙裾，直裾嘛，不太清楚，偶貌似只晓得更多西汉的知识，以后要问西汉的找我好了

汉服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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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中国汉朝时期的人们,穿的衣服和古装剧中有何不同?

直裾在东汉时期十分流行,在民间逐渐取代了曲裾深衣。但穿直裾会露出裤管,在汉代会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因此不能作为正式礼服。 马王堆出土的裾素纱褝衣 袍是一种类似于襜褕的服装,不同的是袍有里(复衣),类似于后世的夹袍。袍里多用素纱。中间可以填之棉絮以加强保暖作用。袍也有许多的样式,不同的阶级穿不同的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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