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上海汉族女性最先开始穿

旗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很适应东方女性的身材，有扬长避短的优越性。它在今天的标本化，可能是我们的一次不明智退出。

我们有国服吗？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服饰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而且从某种角度说，服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强调民族服装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就有所谓的“国服”。在我们中国，这些年来关于国服的争论也一直不断，迟迟未能定论。但在几年前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我们让唐装大大风光了一回。在代表国家的礼仪性场合，旗袍的风头也一时无二。

高春明与同事还走出研究所收集服饰实物，30多年来，他们收集的实物包括服装、刺绣、饰品 、鞋子等。“当然，我们与一般古董商人的选择标准不一样，他们往往着眼于器物的经济价值和升值空间，我们主要看器物能否代表一个 时代 风貌，有无断代意义。”有一次，他闻讯赶到青海，去征集一块出土的五代服装残片，但跑到那里一看差点昏倒，那个商贩为防止残片散失，竟然将它们粘在封箱带上。殊不知这样一来就无法揭裱了，珍贵的文物就这样毁于无知和贪婪。

高春明在民间收藏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许多古董商人经常请他去掌眼，他也将此作为征集的好机会。有时跑到外地，刚住下，古董商人就会聚到宾馆周围，拿东西请他鉴定。只要他鉴定过的服饰，转眼就在原价位上加一个零出售，并注明“此物经高春明老师鉴定”。这样一来，他的征集成本和难度反而大大增加了。

“所以我是与古董商人赛跑啊。还有一个情况是， 国外 的收藏家也越来越看重中国的服饰，流失海外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出的价钱对古董商人而言更有吸引力嘛。”高春明说。不过即使如此，他与同事的成绩还是可喜的。现在上海艺术研究所里收藏的历代服饰有300多种，旗袍有100多件。

下面是记者与他的对话。

旗袍借鉴了汉服？

记者：一百年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将“驱除鞑虏”作为唤起民众的口号，并付诸行动。清王朝倒台后，摆脱封建帝制桎梏的中国人却选择旗袍作为国服，这个问题所反映的国民心态你研究过吗？

高春明：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简单地说啊，旗袍最早确实是居住在关外的满族服装。它主要表现为上下连属，圆领，前后襟宽大，衣衩较长，袖子紧窄。而且男女都可穿着——只是妇女穿的“旗袍”在领子、前襟和袖口的地方都有绣花装饰。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主北京后，因满族人素有“旗人”之称，所以他们所穿的袍服就被称为“旗袍”。

按照清代法规，当时汉族女子可以不穿着旗装。但服饰习俗的变迁往往随着社会风尚的改变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满族统治的近300年中，满、汉妇女的着装在彼此的对视与互仿中悄然融合，在款式与风格上有了诸多相似之处。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满族人的旗袍也融进了汉服的元素？

高春明：是的。满族人对汉文化一向是钦佩的，也一直在学习。从政治制度到日常生活，都是模仿的。

清王朝覆灭后，旗人旗服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汉族妇女身上悄然出现，资料表明，早在1913年上海等地的街头，就已出现身着旗袍的汉族妇女。

是谁最先身穿旗袍？

记者：有些专家认为，最早穿旗袍的是 ？

高春明： 是穿旗袍的，但不能说全是她们的作用。据我所知，最早穿旗袍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蓝布旗袍走在街上，引起各界妇女的羡慕，遂成风尚。

记者：上海的学生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较深，比较开放，当时有新女性的说法。而女学生代表着自由与解放的女性形象，其行事、着装往往成为社会时尚的风向标，或许她们穿旗袍的举动也就成为文明、新潮的象征，引得各界妇女纷纷效仿了。

高春明：是的，1921年，旗袍在上海妇女界流行，继而迅速扩大到全国各个阶层，逐渐成为专属妇女的日常服装。现代意义上旗袍即是这种以旗装为基础并广泛吸收西式裁剪方法 制作 的海派旗袍，上海遂成为旗袍的发祥地。

记者：对旗袍推动作用最大的群体究竟是哪些人呢？

高春明：一是影星，比如阮玲玉、胡蝶等上海电影明星的“偶像效应”加速了旗袍从少数民族服饰向中国妇女代表服装的蜕变。当时鸿翔等时装店的老板很有商业眼光，一部电影拍摄之时，他们会无偿提供给主要演员数十套旗袍。同时他们也在店里批量生产，等该部电影上映之时，商店橱窗里就同时推出最新款式，借用影星的号召力促销。另一股推动力来自政要太太，比如宋氏三姐妹在公众场合都穿旗袍，宋美龄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国会做演讲时穿的就是旗袍，她的风采征服了美国民众。

旗袍的改良路径

记者：旗袍的改良从哪些方面着手的？

高春明：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流行初期，旗袍风格与满族旗装已有很大差别，其装饰由繁复转向简单，款式由宽大到适度。袍身的长度缩短到膝盖与脚踝之间；袖子略有收紧并缩短，并露出一截手腕。1926年至1927年，旗袍下摆高度依然适中，袖口吸取了“文明新装”的特点，裁剪成倒大袖，更大程度地露出妇女的手臂 。大革命时期，妇女在解放潮流中张扬个性，旗袍的下摆线被提高至膝下，袖口也开始变小。1928年，装饰性的镶滚越来越简洁以至消失。女学生的旗袍在此前基础上又提高一寸，使 青春 健美的小腿露出。至20年代末，旗袍开始收腰，袍身逐渐变得合体，大胆露出了女性美丽动人的曲线。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发展的鼎盛时期，改良旗袍是这一时期旗袍的主流。在这十年中，旗袍绚丽多姿，风格多变。领、袖、下摆、开衩无一不在时尚的影响下变幻。高领、低领、无领先后流行；长袖、短袖、无袖各显其美；旗袍的长短，长则衣边扫地，短则露出膝盖甚至大腿，无不达到其极。欧美流行元素轮番登场，旗袍面料异彩纷呈，配件装饰令人眼花缭乱，呈现了旗袍发展史上最绚丽华 美的 时代。

30年代初流行短旗袍，下摆长度稍过膝盖，但在1932年开始不断加长，长至“衣边扫地”。来自欧美风尚的皮鞋与旗袍相配，改变了旗袍的时尚走向。原本以下摆线提高为时尚的旗袍，为增加高跟鞋的美感而加长旗袍下摆，使女性显得纤细修长、性感动人。到1934年前后，旗袍长度能盖住脚面。这种“扫地旗袍”多为高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不改风尚。随着旗袍的加长，旗袍的开衩也越来越高，到1934年前后几乎开到了臀部。1935年，旗袍又流行低衩，开衩仅到小腿，但袍身依然很长。穿着这样款式的旗袍坐时显得含蓄大方，走时优雅慢步，但行走不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各界女性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行走方便，袍身逐年缩短，开衩也逐渐升高，袖子也变得细长合体。

记者：纺织面料的更新对旗袍应该也有推动作用吧？

高春明：是的，欧美进口的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面料 大量 涌入，使旗袍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素材。尤其是出现了镂空织物和半透明的化纤及丝绸以后，“透、露、瘦”的旗袍就开始流行。旗袍变得摩登、性感、清纯可人。

1929年，国民政府 公布 《民国服制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即国民礼服。女子礼服有两款，一款是蓝上衣加黑裙，另一款是长身旗袍。此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旗袍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服”，成为中国妇女最重要的日常服饰。

旗袍也是一种文化遗产？

记者：我知道去年首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由你组织申报的项目——“海派旗袍制作技艺”位列其中。旗袍的改良和普及不止是上海一城的功劳，为何申遗要落实在上海执行？你不怕人家说你利用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而采取强势话语？

高春明：我对申遗一事是极其认真的，遍访了沪上旗袍制作名家，对海派旗袍的文化渊源、社会 价值 、审美情趣、工艺传承进行了系统整理，排出谱系，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顺利列入首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注意，我们申报的是“海派旗袍制作技艺”，是有界定的。

记者：难道说海派的制作技艺很有价值吗？

高春明：当然啦。从观念上看，上海是得风气之先的，欧美的最新服装款式仅在几个星期后就流行到上海，全国各地都以上海为样板，竞相模仿。“中西合璧，变化多端”就成了海派旗袍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在上海改良并成熟的海派旗袍是纯手工度身定制的，仅“量体”的步骤就要求测量全身上下36处，常见的装饰法主要有镶、滚、嵌、荡、盘、绣、贴等几种，纽扣花样更多达数百种。制作旗袍的 过程 也是中国传统工艺综合运用的过程，这些工艺秘诀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制衣工艺的精髓。以这个标准来看，目前许多旗袍店的做法明显过于粗糙。

记者：从目前的城市生活现状来看，旗袍似乎只在礼仪性场合出现，成了一次性消费，现实生活中它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我担心最终成为一份标本化的遗产。

高春明：旗袍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旗袍本身应该是活态的传承，是这份遗产的显性载体。其实它的适应性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能否激活它的美丽。旗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很适应东方女性的身材，有扬长避短的优越性。这一点大概还不为多数人所知吧。再则，今天的旗袍在面料、款式、搭配 等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比如缂丝、云锦都可以做旗袍。我们可以对旗袍再次改良，多吸引西方服饰的元素，在礼仪性场合之外，争取更多的展示空间。